奥兰多·费吉斯 不想被归入任何史学的“劳改营”

2016-12-25 22:00:26
原创策划

  现年57岁的英国人奥兰多·费吉斯被称为那一代人中研究俄苏历史的佼佼者,早在苏联解体前几年,他就在莫斯科攻读俄国革命和内战课程,近20年,他写下探究俄国近代历史的系列著述:《农民俄罗斯,内战》(1991)、《一个民族的悲剧》(1996)、《克里米亚战争》(2010)等。他对俄国生活熟稔于心,却和冷战时期苏联学家不同——他的兴趣并不在宏大的外交和政治结构,而在于社会心理和个人道德情感。也许正因如此,他和侧重个人叙述的口述史写作有一种“天然的亲近”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初是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期。1988年,俄国历史教育和人权组织“纪念碑”协会(Memorial Society)成立,旨在帮助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幸存者从克格勃档案馆中寻找历史信息。但费吉斯发现,这些工作能恢复的部分很有限——人们亟待记录那些逮捕、流放和平反的受迫害真相,很少尝试重塑个体内心创伤的叙述。

  费吉斯把口述历史看做一种对记忆的探索方式,当它和俄国史结合时,他想尝试一种全新的叙述——试图复原斯大林暴政时期的个人生命体验,追踪“斯大林主义”如何在普通苏联公民的内心扎根。2007年他的《耳语者》(2014年出版中译本)通过对数百个苏维埃普通家庭的探访,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私人生活公之于众;2012年的《古拉格之恋》(中译本2016年出版)把一对恋人往返于古拉格劳改营的1246封书信当做一种人性瓦解极权恐怖的见证。

  口述史的最大争议,在于叙述的真实度和客观性,费吉斯也遭遇了这类难题。2012年美国学术杂志就曾刊登过对《耳语者》“硬伤”的批评,认为其素材有失真实。2016年问世中国的《古拉格之恋》,也被质疑描述“过于文学化”。面对诟病,费吉斯的回答是,“不想被归入任何史学的‘劳改营’,我只知道要做自己的事”。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正迅速消失,费吉斯觉得时间紧迫。


《古拉格之恋: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》 作者:奥兰多·费吉斯 版本:理想国|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

  不同的幸存声音

  “斯大林的幽灵”如何侵袭人心

  新京报:上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,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充斥着虚假的神话和意识形态痕迹,口述历史在俄国会很麻烦,你在写作《耳语者》《古拉格之恋》这些书时遇见过什么麻烦?

  费吉斯:在俄国做口述历史的确不好办。苏联史学界并没有为个体记忆或家族史设置概念框架,真正的集体记忆来源于未经审查的书报杂志和电影,被官方叙述(苏联版本的20世纪史)所压制。而且我的受访者们(多生于上世纪20年代早期)对于他们失踪或者遭镇压的亲属几乎不通消息——父亲从家中消失了,只给孩子留下童年记忆的碎片,孩子对父亲的记忆来自家人的叙述,以及那些从当局口中艰难获取的只言片语。在俄国知识界之外,几乎没有人保存过任何家庭档案,如信件、照片等。

  有这些麻烦就意味着人们只能“借”历史,从他们认同的知识分子写作中寻找,比如索尔仁尼琴、娜杰日达·曼德尔施塔姆。此外,普通苏联老百姓已在“家族传奇式”的叙述下,塑造了一个有“偏差”的记忆王国:一个“好父亲”的神话——消失的“布尔什维克分子”。

  新京报:如果历史只能“借”,你又怎样判断真实性?

  费吉斯:这需要依靠我和“纪念碑”的同事一起判断。如果有充足的档案证据来动摇“神话”固然好,但很多情况是人们太老了或者陷入话语禁锢里不敢开口,更有甚者会遇见冲突——受访者关于家庭故事的版本和我认为的版本(基于他们给出的证据)是矛盾的,这时我不得不做出判断。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——让这些人开口,从自我视角出发讲述故事。

  新京报: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冷战高峰期,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,主要以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,如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等。这些作品对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幸存者来说有巨大价值,但事实上存在另一种“幸存的声音”——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,逐渐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,甚至成为帮凶。这些人是出于怎样的心理?;?,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合一体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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